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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写文章 千秋痛史——重温给彭小聚、顾合贵同志的汇报信  

2010-09-17 20:01:37|  分类: 社会生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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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写文章  千秋痛史

 

                                                                                   ——重温给彭小聚、顾合贵同志的汇报信

                                                                                  吴群弟

内容提示:这篇文章是40年后,作者重读《给彭小聚、顾合同志的汇报信》时写的。对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困难情况及其成因,能够有所帮助。

 

快四十年了,这封近六千余字的书信,一直搁放着,几次燃起火柴,打算付诸一炬,总感心绪难宁,因而作罢。

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央检查团(以下简称中检团)一行五人来许岭,当时我是公社(时称大公社即原许岭区)负责人之一,他们对我说“是来检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中检团由公安部一位司局级干部带队,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广泛接触,23日上午离开。中检团离开后,县委领导要我将检查情况整理上报,汇报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

时至今日,记忆犹新。1958年秋,高级农业社合并为人民公社,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当时事事讲“大办”,公社成立后,随之办大食堂,一度吃饭不要钱,导致大刮“共产风”,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积极性,使农业和农村大伤元气。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招致灭顶之灾,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核心是越公越好。在这个大形势下,全区由6个公社合并为许岭公社,大到12500户,大队(相当于村)由52个合并为28个,平均446户,生产队(相当于组)扩大到40-60户,有的达100户之多。为了强化管理,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食堂也随之扩大。大食堂自开办之日就百病丛生,刚开始敞开肚皮吃饭,继则由干变稀,由稀到少,一度日食人均不到半斤原粮。少数树木,成为大食堂的釜底之薪。小家锅灶没有了,猪只能由集体办养猪场养,以往,农户可用残羹剩饭作猪饲料,现在,人也受饥,何况是猪?于是,由肥变瘦,由多变少。大呼隆干活,旷工严重,耕作粗糙,田地抛荒,产量剧降。

一场天灾又加剧了人祸。1959年从7月4日至10月30日无雨,持续干旱116天,晚稻、旱粮严重减产,原东洪公社插下5000亩晚稻,成片枯黄2000亩,余下的亩收200来斤,不少是用大协作组织水线(用水车接力)日夜轮班提水而确保的,栽插红芋5000亩,亩收鲜芋千把斤,全年实收粮食503万斤,其中早稻234万斤,晚稻64万斤,余为麦类和红芋。大灾之年,政府仍按计划催交征购粮183万斤,留种55万斤,用作口粮仅265万斤,按全社9397人计算,人均口粮只有282斤,队与队之间还有差距。核拨的回销粮,缺口很大,人们在“低标准,瓜菜代”中艰难度日。很快,因缺粮而引发浮肿病,甚至死亡;因缺粮而导致人口外流,即使在交通要道设立劝阻站,也难以控制:因缺粮而出现偷吃成风,播种花生要拌上农药,防止偷吃。天天强调安排好社员生活,怎么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处抢治浮肿病人,无奈重危难愈。有的屋场室内空空荡荡,室外杂草丛生,墙倒屋斜,满目疮痍,令人心酸。

“命令风”、“浮夸风”来源于大跃进对各项指标的层层加码。农村各级干部,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争先进,夺红旗,抱病强撑身体;有的为“将功补过”,使出浑身解数。红为“左”,白为“右”,插红旗,拔白旗,成为考察激励干部的重要手段。一级抓一级,哪一级都有来自各方的压力,明明任务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还要讲“成绩是主流”,空话、大话、假话、套话应运而生。更有一些感情朴实而又急于求成的干部,只顾任务完成,不顾客观现实,单凭主观愿望,责怪群众落后,诸如扣饭停餐,体罚群众,随意批斗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捆人打人,伤害了人民感情,破坏了党群关系。

党中央洞察到农村问题的严重,纠正错误也是雷厉风行。首先,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乃至斗争那些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让群众泄怨气,一些造成一定后果,群众意见很大的干部受到严肃处理。接着,理赔因“共产风”造成的损失。在一切大而公的影响下,全民刮集体,大集体刮小集体,小集体刮社员,刮了两年多时间,一朝理赔,谈何容易!如迁走倪家垅20多户居民办猪舍,赔偿损失1.5万元,也难说是真正赔到了位。县里当时拨下了一批钱物,但远不够用,公社拿不出钱物,只好把家俱床铺给社员,干部睡地铺。从感情上缓和了群众的积怨,增进了同舟共济的观念,对于应赔偿的损失,善良的群众并未过多计较,最后是不了了之。随着大食堂的拆散,还原小锅灶,也恢复了原(小)公社的体制,允许市场开放,真是百废待兴。省委内部传来消息,各地可搞“责任田”试点,公社在许家杨屋推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1961年,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分田到户,焕发出生产积极性,农村日见生机。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的工作大会,总结了这段时期的经验教训,承担了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对曾经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实事求是地作了甄别平反,这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总算划上了句号。

后来才知道,中检团来安徽,一是视察重灾区,二是来“揭盖子”。记得中检团晚上和我交谈,讲到安徽不如实反映灾情,也讲了山东、河南等省农村的情况,才知道不仅是许岭有这些问题,而且许岭的情况还够不上典型。汇报信中曾提到非正常死亡人数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实情不清,1961年1月中旬,公社召开了有农民代表参加的整风会议,核实非正常死亡超4000人。依据1986年许岭区编纂的《许岭区简志》记载,1958年末全区总人口52425人,1961年末总人口44358人,减少9894人,除死亡人数外,其余则是外流彭泽和洲地。出生人口急剧下降,《许岭区简志》记载的1970年人口普查分年龄统计资料显示,1957年出生1237人,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三,1958-1960年三年共出生1215人(1958年724人、1959年261人、1960年230人),三年出生率为千分之七点八。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直接导致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农民起义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统治者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繁,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条件。与历史情况不同,这一场发生在现代中国农村的灾难,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试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尽快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尽快提高农民生活,制订和推行了不切合实际的错误政策而造成,所谓“好心办了坏事”。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场灾难更加带有悲壮的色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面临“饿病逃荒死”的农民默默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共渡难关。痛定思痛,“浮夸风”掩盖着“命令见”,“命令风”却加剧了“浮夸风”,恶性循环,使党的工作背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越来越远。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大环境下,难免违心办事,是非谁能说清,吃了苦头,还犯了错误。历史有时往往会“重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慎防“命令风”、“浮夸风”的幽灵以新的面目出现,损害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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